1910年5月1日，李华初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期仅 读过三年书，父亲以贩运纸张为业，艰难维持生计，因生活所迫，李白13岁就进染坊当学徒。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李华初思想进 步，成为了当地农协、儿童团的早期成员之一，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李华初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1927年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 秋收起义，并改名李白。
1930年8月，他离开父母，跟着浩浩荡荡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转战赣南和闽西，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1931年6月，李华初由 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江西省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是12名学员之一，涂作潮当过他的机务老师。从此，李白和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 缘。1932年初，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调入红五军13团无线电队任电台台长任政治委员，参加了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艰苦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党中央派李白化名李霞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开始的时候，作为学徒跟“木匠”涂作潮（当时化名蒋林根）明面上共同 经营“福声无线电公司”，同时学习机务。1937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龚饮冰给涂作潮引见了刚从延安来的报务员李白。这回组织上希望涂作潮把李白培训成 一个报务、机务都熟练的全能型无线电人员。于是，涂作潮卖掉了“恒利无线电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1520号（今威海路338号）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 “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是老板兼师父，住在二楼；李白是账房先生兼学徒，住在三楼。但是，外人管外表有些土气的涂作潮叫“蒋师傅”，却管李白叫“李先 生”。李白学习机务知识很用功，涂作潮要求也很严格，甚至有点粗暴。一次李白弄坏了一个小零件，涂作潮大声训斥他，事后再向李白道歉。李白却说：“你是老板， 我是店员，还是学徒，出于这种关系 的需要应该这样。”其实，涂作潮对“徒弟”的印象良好，在《木匠的回忆》中，他写道：“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 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在传授给李白技术的时候，涂作潮也潜心研究秘密电台的隐蔽技术。电台的功率原来是100瓦，工作起来电荷大，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 声，临近几家住户的电灯泡也会一闪一闪的，容易被日本宪兵侦破。除了选择半夜别人睡觉时发报外，涂作潮将电台功率由100瓦降到7瓦，有效地减轻了电荷， 减少了暴露的危险。涂作潮还把收音机改成无线收报机，这是他最重要的成果，在当时属于顶级的谍报无线电，在日后的地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1年春，“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一个学徒忽然失踪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让涂、李两家分开，以免被日伪当局一网打尽，涂作潮离开了“福声”，在 新闸路又开了家“闻远无线电公司”。1942年9月，日本特务用分区停电的方法，锁定了李白电台的位置。李白被日寇逮捕，遭受各种酷刑，但他始终不吐真情，一 口咬定自己是私人电台，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45年，党派他到浙江淳安，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报务员身份，利用国民党 的电台，为中共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抗战胜利后，1945 年10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李白偕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工作。当时李白在上海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他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联络任务。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使用美帝国主义的最新侦 察技术，侦察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了各种刑 具，一连30多小时的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 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放。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指令，将李白秘 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以下内容是李白的同志夫人裘慧英的回忆：
1939年春天，我在上海一家绸厂做工。一天，市委副书记马纯古同志对我说，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作掩护，让我去和那个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装扮成一 对夫妻。当时我才是20岁的姑娘，一听这话，脸一下子红了。心想，这成个什么样子呢！我连声说：“不行，不行，还是叫我去新四军吧！”老马笑了：“你呀，做个 共产党人，是最高尚、最纯洁的。住在一起，也是革命需要。”老马这样一说，我就只好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个特殊的任务。可是，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 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略带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我在厂里常见的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心想，许是搞错了吧？可是暗号又是对 的。还说了名字，叫李白。接过头，他走了，我放心不下，又去找老马。我问老马：“看了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老马笑了：“你别瞎疑心，要是叫人看出是个同 志，那还得了啊！”仔细一想，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化装为的就是不叫人认出来嘛！从此，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李白同志就从延安化装来到了上海，开始建立通信联络机构。这是侦察敌情的耳目，又是传达我党方针政策的工具。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发现 了李白同志是个既亲切又严格的人。我们这个“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干脆就睡地板。我住在这里，实在闷得很。有 天清早，我偷偷跑出去溜马路。李白就批评说：“这怎么行？装什么就要像什么！这一带都是有钱人，谁这么早去溜马路呢？”我说：“我整天无事可做，还不能出去溜 马路？”李白同志说：“我教你发电报吧！”于是每天下午，他抽两个钟头教我。我觉得发电报比开机器难学，的的达达，总弄不清爽。发起火来，我就把耳机摔了。他 又给我戴上说：“应该有毅力。这也是个考验哩！”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搞这个工作，是党交给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从延安发给上海的指示，就是靠我们 这个电台收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他还教育我：万一出了事儿，要严守党的机密，哪怕是刀放在脖子上，枪对着胸膛，也不能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李白同志工作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工作地点是在我们住家的小阁楼上，门窗关得死死的。夏天又热又闷，我进 去半小时，头就发昏了，而李白同志却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快亮时，我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都被他的汗水滴湿了，但是李白同志却愉快地 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了。”有时，我坐在他身边为他扇风。他全神贯注，紧张地工作着。工作完了之后，他一边收拾机器，一边对我发出 会心的微笑。工作顺利进行着，同时我和他的感情也更加深了。组织批准我们结了婚。
在我们结婚以前，我就逐渐地了解到他的身世和性格。他是湖南浏阳人，因为家庭贫困，九岁那年就到染房去作小工。十几岁时，他就投入了革命斗争，当了少年先 锋队队长。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又一直在农民协会中工作。1930年参加过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后来又到了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围剿”以后，随着大军一起 长征，那时李白同志担任电台通信连的指导员。他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学习报务时，他患了疟疾，有人担心他学不好，但是李白同志还 是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发疟疾时，他不顾夏日的炎热，裹着棉被坚持学习，手抖得握不住铅笔，他就把笔绑在手上。这就是李白同志坚强的党性表现。在这样坚强 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休想得到什么口供。过了一会儿，穷凶极恶的日本宪兵又用一种特别刑具，把电线绕在李白同志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候，李白同志的身体已 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当电流通过时，他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我在旁边看着，肺都气炸了，我跳起来叫道：“你们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 敌人狞笑着……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昏倒在地上。我被转移到新的监狱。那天，当我睁开眼睛时，只觉得浑身疼痛，四周漆黑，问问旁边的人，才知道这是日本监 牢。这真是一座活地狱。很小的房间，关了23个人，吃的粮食是五种东西混合的：黄糙米、麦子、谷子、石子、稗子。煮得稀稀的，上面飘着一层死虫子。石子是特意 从外面找来的。日本特务说：这东西，既省粮食，吃了又能种下病根，一辈子也治不好。我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同狱的一个爱国学生设法要了一片面包，把面包屑泡在水 里，灌进我的口中，就这样在难友的关怀下，我才算是活过来了。李白同志关在7号牢房，每次提审时，都要经过我住的1号牢房。尽管每次审讯，李白同志都遭受一次 新的折磨，被狱卒们一人抬头一人抬脚地拖回来，但是每经过我的牢房时，他总要挣扎起来看我一眼。我深切地感到，他是在对我说：我们是革命者，不能在敌人面前低 头，这是考验呵！
1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我释放了。隔不多久，在弄堂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问我：“这里是不是福禄村？有没有一个姓裘的？”我说：“是 的，我就姓裘。”机灵的孩子把一封信朝我手里一塞就走了。信是组织上寄来的，大意是：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去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表 示钦佩。希望你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这时，我连身上的疼痛都忘记了。党的关怀，给了我很大鼓舞。此后，我回到工厂，一边做工，一边到宪兵司令部去打听李白同志 的下落，但每次都是说不了三言两语，就被日本宪兵打出来。一直到1943年3月，才知道李白同志被关在极司非尔路（现在的万航渡路）76号。这是汪精卫的特务 机关。有一天，说是可以接见，我立即就去了。中间和“犯人”隔着个接见网，“犯人”一个一个从里面出来，会走的自己走，不会走的拖着出来。李白同志先看到了 我，他第一句话就是用暗语问我：“领导同志好吗？”我也用暗语回答：“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上海。”他听了这句话，脸上闪出了隐隐的笑容。76号监牢的残酷是骇人 听闻的！李白同志住过的那个地下监牢，解放后作过一次大扫除，发现了不少人的头发、牙齿和骨头。“76号”里不但有地下监牢，还有水牢、天牢。水牢是一幢大房 子的天井，里面放满了水，水里放进了毒跎和咬人的小毒虫。人推进水里，毒虫一咬，就浑身痉挛，而特务们却站在旁边拍手狞笑。人在水牢里浸了水，再上天牢。天牢 就在水牢上面，玻璃顶子。把人的手脚捆起来，吊到空中，敌人把这称作“晒明虾干”。谁进了76号，总是活着从前门进去，死了从后门出来。党组织用了很多办法， 营救李白同志。[ 事实上，在日军闯进来的一刻，李白扯掉涂作潮改装的收报机上的那两根临时线圈，捋直、揉乱，丢在一边。在狱中，日本宪兵对李白多次用刑。同时，日军电讯专家们对起获的7瓦 发报机、一台普通“收音机”反复研究鉴定，最后得出结论：这台收音机只能收音不能收报，单凭一个发报机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电台。1943年6月，在多方营 救下，由于证据不足，日军把李白认作为国民党要员的私人电台，最后释放并试图加以利用。]
1943年5月，李白同志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的工作。”我说：“你的伤势这么 重，怎么工作呢？”他说：“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皮被打破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接着又说：“我们 也亲身经受过敌人的迫害，难道还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吗？不能！那只有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积极斗争，努力工作，才能早日打走敌人。否则老百姓是活不下去 的。”在李白同志恳切的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那时上海是不能呆了，我们就暂时转移到浙江淳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大街上屠杀无辜的老百姓。不 久李白又第二次被捕，亏了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出来后，李白同志对我说：“日寇抓我们坐牢，国民党也抓我们坐牢，这说明中国人民的敌人有外来的帝国主义，还 有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他们手里，人民就没有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接着我们又转到江西，东藏西躲，直到日寇投降后，党才又把我们调到上海来搞地下电台工作。 因为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同志就在渔船上找到一个修理收发报机器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就自己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 很担忧，怕他病倒，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对我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 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就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好得多了。”他还说：“如今有了工资，可以不要组织的生活费，让组织的 钱做更多的事，借这个职业还可以学到很多无线电技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李白同志的态度。不但平时，就连星期天，李白同志也从不休息。他常常利用假日研究无 线电技术，从早上搞到中午，叫他吃饭，他总是说：“你和孩子先吃吧！又继续埋头钻研了。有时搞到晚上，才高兴地说：“我研究的东西成功了，你把饭多烧些，把中 午的饭和晚上的饭让我一起吃了吧！”
1948年12月29日深夜，这真是个难以忘怀的晚上。李白同志正在给延安发一份重要的电报。这是国民党的一份绝密的江防计划，对解放上海关系重大。不 料，敌人又出现在我们房屋四周。他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我把小孩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藏起来。这时已是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的特务已经闯进门来，吆五喝六地搜查起来，其中一个特务直冲三楼，像狗一样地朝李白发报的房间嗅去。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特务为了侦测我们的秘密电台，已 经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只是因为出了叛徒，我们的电台才被侦破了。李白同志当场被捕了，被押到了四川路海宁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当时我没有被捕，因为 敌人还想继续搜查东西，侦察线索。第二天早晨，孩子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怎么昨天只两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我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 的。”他们又问亲戚在那里？我说：“不知道！”于是敌人把我和孩子也一起关进了牢房。一进牢房，我就看见李白同志已被绑在老虎凳上，棉衣棉裤都剥掉了。孩子看 见了，就哭着喊叫爸爸。敌人趁此机会对李白同志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李白同志用沉默回答了敌人。就在警备司令部，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 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自来水、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中。针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钻指甲缝，手背肿了起 来，血也变紫了……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酷刑，但是始终没有吐露半句真情。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出鬼主意。把我和孩子放回家中，派了几个特务把守楼上、楼 下，弄口还放了哨，等人上门。特务把家中可拿的东西全拿走了，可吃的东西都吃了，又把我和孩子关在一亭子间里审问。审问时，一只手枪对着我的胸口，一只手枪对 着背后威胁说：“你还不招供，你丈夫早说了，你们是共产党。”敌人这种卑鄙伎俩，正说明了李白同志的坚强。敌人在我家赖了40天，什么也得不到，就滚了。
到了1949年3月，我和孩子去警备司令部探牢，又看到了李白同志。他的双脚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锁链，由两个难友搀着出来。我看见他时，喉咙塞住了， 讲不出半句话来，孩子叫了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听了这句话，我真是万箭穿心。4月20日，李白同志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这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监 狱，不让探视。后来李白同志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我，叫我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窗子叫，可以看到他。我带了孩子，就这样偷偷地看了他 几次。5月7日，我和孩子又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 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了。”又说：“当你们过上好日子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天亮了，要 做的事情更多了，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少用钱，多做事……”哪知道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言！
我还能说什么呢！多少年来，我党有无数的英雄儿女，在敌人的枪弹下、刑场上、监狱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活着的时候，只知道勤恳地工作，唯恐给人民贡 献太少，自己享受太多。他们从容就义的时候，只期望着别人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李白同志不过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的生命永远在电波中闪光，永远和我们的伟 大事业同在。只要想起他们，就使我们获得力量和勇气，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我们年轻一代，都生活得无愧于这 个伟大的时代吧！
以下内容是李白的最后一份无线电报接收员苏采青同志的回忆：
那天，李白发报的速度非常快，在电波的另一头，西柏坡的电报员苏采青正聚精会神地将这份非常长的电报抄录下来，内容正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的布防计划。她从 耳机里听到了“END”（结束）这个标志结束的电码后，下一刻，却不是平时工作完毕后道别的信号“GB”（英文“再见”缩略词）而是十分急促的3个“V”字电 码，这是事先约定的警示信号，表明对方正处于危急情境。苏采青心中十分焦急，连忙跑到台长那里报告了这一情况，又跑回到电报机前戴上耳机细细收听，她期待对方 再次发来讯号，希望只是有惊无险，但她再也没有听到过来自李白的讯号。
2019年10月，央视节目《故事里的中国》讲述了李白烈士的故事。这时的苏采青已经年过八旬，当她再一次坐在了她熟悉的发报机前，在电键上一下下敲击着 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给予李白当年未能回复的电报：“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