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5月11日，涂保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一个贫寒之家。13岁时，遵照母亲的吩咐，涂 保生到了已出嫁的二姐涂细贞家，跟随姐夫杨子林学做木匠活，不到一个月，由于干活时不得要领，他挨了姐夫的打，于是愤然回到家中。在家中寒居一年后，已皈依基 督教的大哥涂福生将涂作潮带到长沙，跟他学木工活。
1920年前后，长沙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1921年，涂保生参加了湖南劳工会，领了 枚铜牌会员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劳工会的书刊，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还进了工会办的长沙建筑工人夜校学习，并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这年5月， 涂保生因为积极参加罢工被木行老板解雇，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多年之后，涂作潮才知道这次罢工是我党成功领导下的一次长沙泥木工人总罢工。
1924年初，涂保生告别故乡来到了上海恒丰纱厂当替工，有机会进入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并有机会靠近党和党的事业。同年初，我党为配合杨树浦区的工 人运动，开办了工人夜校，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走进了工人夜校。涂保生看到招生广告后即前去报名，无意中走向了党的队伍。接待涂保生的是蔡和森的继兄蔡林蒸，也 是湖南人。在交谈中， 蔡林蒸问道：“你相信共产主义吗?”涂作潮回答：“相信！”接着蔡又告诉他，“相信共产主义还不够，还有共产党呢！”涂保生热切地说：“我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我找他 去!”一个月之后，李立三找他谈了话，向他解释了共产党的性质等有关党的知识，并审查了其家庭和历史情况。最后，由蔡林蒸、林仲丹(即林育英)二人 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涂保生把自己的名字“涂保生”改为“涂作潮”，意思是要“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1925年5月1日，中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涂 作潮受党组织派遣，以恒丰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前去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宣告全国总工会成立，并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入党后的涂作潮斗争很勇敢，但也有些莽撞。 1925年5月19日，顾正红烈士牺牲的第三天，他上街公开讲演，结果被巡捕房抓走了。由于上海人说话“涂”与“杜”不分，他的名字被误登记为 “杜宝生”。出狱后不久，他开枪打伤调戏女工的流氓，再次暴露了身份。为此，地下党组织给了他一个处分。“五卅”运动之后，党组织对年轻党员有三种安排：在运 动中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工作；身强力壮的到黄埔军校学习；身份暴露的去苏联莫斯科学习。
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运煤船前往海参崴。11月15日，这一 行人抵达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两天后，“东大”支部书记袁庆云向骨干分子彭干臣、张宝仁和汤正清了解新到同学途中表现，大家对涂作潮的评价是“暴 躁，喜弄手枪，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涂作潮在“东大”被编入一连二排，学号是“2712号”，俄文名字叫“沃罗达尔斯基”。涂作潮在东方 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是在中共旅莫支部。不久，苏共“东大”党委宣布取消中共旅莫支部，涂作潮担心这样会失去中国党的领导，为此曾痛哭 了一场，还同几个同志一起去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蔡和森提意见。蔡和森向他们作了解释，劝他们尊重上级的决定。后来他便服从组织的决定，暂时加入苏联共 产党。涂作潮在来莫斯科的志愿书上写着：“愿受锻炼，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将来应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促进迅速成功。这就是我的志愿。”这个时期他拼命学俄语，以为 学完俄语后就能回国搞武装暴动了。1927年5月26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5号记录决定：为中共培训100名炮兵、空军、 通信兵和装甲技术干部。从6月1日起，涂作潮在贝克瓦（莫斯科南约40公里处、克格勃所属的训练基地）学习驾驶、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密写、印刷、化装、防止说梦 话泄密、信鸽技术……半年后，也就是1927年12月21日，涂作潮给“东大”校长舒苗斯基写了一封信，要求学习生产手榴弹、炸弹和炸药的专门技 术。
无线电机务师木匠
1928年6月18日，涂作潮和刘伯承、邓颖超、王明等一起，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近 郊五一村举行的中共六大，他的代表号为80号，正好坐在49号邓颖超旁边，由此认识了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得知他的经历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 以后就叫你‘木匠’吧。”此后，“木匠”就逐渐成为他地下工作中的代号。6月30日，涂作潮在中共六大上发言：“现在中国是处在反动时期了，因此我们就要改变 我们旧的工作组织形式。譬如三个工厂支部为要工作做得好，使得敌人不会破坏我们，那就派一个人去管理这三个支部与上级发生联系。”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拟让涂作 潮回国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唯恐不能胜任，三次向中央呈递报告，说自己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做领导，希望短期学习工兵技术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张国 焘、周恩来先后与其谈话，并告诉他现在急缺的是无线电通讯方面人才。周恩来还在他的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1928年10月 26日，共产国际批准涂作潮、宋廉、刘希吾、覃显猷等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为了掩护这次调动，共产国际还向 “东大”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涂作潮没有学过数学课程，那些无线电公式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作为首选学员的涂作潮学习起无 线电报务十分吃力。学校要求报务员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而他连30个都记不全，教员给他做了一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为零， 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就在涂作潮感觉一片茫然的时候，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给他指了条明路：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机务就是组 装、维修电台，勉强算是“电工”一类吧。“电工”和“木工”虽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涂作潮“心灵手巧”的天分被激发出来，他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 “不合格”的报务员反倒成了优秀的机务员。
9个月后，中东路事件爆发，刘伯承（司令员）、黄平（政委）受命在伯力（今名哈巴罗夫斯克） 附近的红河成立“远东工人游击队”（也称“红河赤卫队”），组成4个中队（相当于连），准备随苏联红军打入中国东北腹地，“木匠”涂作潮是游击队的无线电机务 员。1929年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署，游击队随之解散。1930年3月，曾被鉴定为“不知秘密工作”的“木匠”涂作潮，学了一身秘密工作的本事后， 奉命与同学宋廉一起秘密回到了上海。
中共无线电培训班教员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中央特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的第四科科长李强就跟涂作潮、宋廉接上了头。此时 的中国，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但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靠交通员往返，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于是， 周恩来指示李强筹建电台。当时中共学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像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 才，简直就是“宝贝”。于是，李强秘密举办了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木匠”涂作潮担任培训班机务专业的老师。
为了保密，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出 师了。为了提高效率，第二期训练班采取集中教学方式，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0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名进行掩 护。据说“福利”这个名字来自于涂作潮发音不标准的英语，他总是把“frequency”（频率）这个单词念错，听起来很像中文“福利”。于是，李强干脆就把 这家掩护工厂叫“福利”了。李强觉得虽然挂着“工厂”的牌子，但对外根本没有业务往来，容易让人起疑，就提醒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但顾顺章自信满 满，夸口说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有事儿一定会事先知道的。顾顺章夸海口打保票的余音刚落，1930年12月17日就出事了。这天下着蒙蒙细雨，教员张沈 川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自己写在纸 上。”训练班有个暗号：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就表示出事了。就在万分危急时刻，躺在床上的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翻身顺手把窗帘右角拉开了。刚刚走到 弄堂口的宋廉抬眼发现暗号，急忙转身离开并通知了李强。
“木匠”涂作潮就没有宋廉、李强那么幸运了。他当天讲课的内容是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其中包括 如何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午饭后，涂作潮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工厂楼前，敲了半天门里边就是没人应。他觉着不对劲，心想可能出事了。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他 明白：此时绝不能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之色，说不定几双眼睛正盯着他呢。于是，涂作潮继续敲门，而且劲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响，终于把那个外国巡捕“敲”出 来。这家伙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但也不敢走。巡捕又拿出工作证给涂作潮看，意思是说他正在执行公务。涂作潮这回明白了：培训班真的出事了， 他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他故意装作浑然不知，冲着巡捕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非要进去要账。巡捕一瞧跟涂作潮说不清道不明，气就来了，朝他狠踢了一脚，“砰”地 一声关上了门。脱身而去的涂作潮明白此刻不能径直回家，他先到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确信没人盯梢后，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 成功脱险。
改装国民党军缴获电台
1930年12月，中央红军在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活捉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辉 瓒的妻子在汉口得知丈夫被俘后，赶紧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丈夫。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希望红 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也许诺，只要放回张辉瓒，愿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西药及枪支。为此， 蒋介石责令江西省主席、“剿匪”总司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权衡得失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同意谈判。周恩来 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黄兴一同前往南昌谈判。同时派通讯员进入中央苏区，交给朱德一封信，要求做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工 作。审问张辉瓒后，朱德想把他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训育系当教员。毛泽东也一再交待不要杀，并诙谐地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 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涂作潮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怎么成了谈判的中共代表呢？原来，红军在1930年底的第一次反 “围剿”中缴获“半部电台”（因为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俘虏了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其中就有吴人鉴，也就是另文所述的王诤）。中央准备让涂作潮去南昌 谈判后前往中央苏区，让这“半步”电台转起来，成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三千多人参加的公审张辉瓒大 会。毛泽东再三嘱咐带兵看守张辉瓒的何长工一定要做到不杀张辉瓒。但是，公审大会场上群情激愤，中央的通讯员还没到，张辉瓒就被几位赤卫队员拉到主席台旁的田 间，手起刀落，身首分家。随即，把他的头颅置于“张氏宗祠”的木匾上，匾旁系有白布一方，宣布他的罪状，放于赣江水面，顺流漂下，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 现，交给了鲁涤平。李翔梧、涂作潮抵达南昌后，王信一很热情，将二位安顿在旅馆休息后，自己便回家了。下午，一时闲得无事的李翔梧上街逛逛，顺手从报童手中买 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报上赫然登载着张辉瓒首级从河中捞起、将启运南昌的消息。返回旅馆后，他和涂作潮一商量，两个人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南昌！李翔梧、涂作潮出南 昌向东疾走30多里地后，天已经黑了。两个人摸进城岗乡魏村，敲开了魏朝鹏的家门。魏朝鹏是青帮的人，很讲义气，不动声色地给每人摆出四个茶碗。李翔梧在上海 青帮中拜过把子，知道些青帮暗语。两个人都端起了代表“救命”的第四个茶碗。“切口”对上了，魏朝鹏收留了二人。在魏家过完了春节过元宵节，一直到3月中旬， 李翔梧、涂作潮化装成瓷器商，由魏朝鹏护送回到上海。到上海后，由中央特科的李强出面，在饭馆设宴答谢魏朝鹏。觥筹交错之间，二人跟魏朝鹏拜了把子、换了金兰 谱。金兰谱上涂作潮用的名字是“宋友才”，李翔梧用的是“林万选”。李强还向魏朝鹏赠送了皮袍、丝绸和一笔路费，以示感谢，但他们没有向魏朝鹏说明共产党的身 份。
事后不久，涂作潮到了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通信材料厂厂长。他 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第三次反“围剿”前，红军缴获国民党军队4台发报 机、5台收报机，当时国民党军队制式电台的波长是80m～130m波段（2.5Hz～3.8Hz），涂作潮动手为这些电台增设了40 m～70 m波段（4.3 Hz～7.3 Hz）。红军利用改装的电台，内部通讯用40 m～70 m波段，80 m～135 m波段专门用来迷惑敌人。比如红军往西前进，就用80 m～135 m波段发一份命令向东前进的电报，这恐怕就是红军最早的电子对抗战了。1931年八九月份，中央苏区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使用40 m～70 m波段通联成功，极大方便了中央与苏区的通讯联系。
中共真夫妻假同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涂作潮因为得了疟疾，就随项英、陈毅等人留在了中央苏 区。在一次战斗中，他与部队失散了。经过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他又回到了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干起了地下工作。“木匠”涂作潮归队的消息传到陕 北后，周恩来两次电令调他到西安和延安工作。留苏时的老同学、张学良的秘书、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来上海秘密购置无线电器材时找到了涂作潮。1936年中秋节 前，涂作潮化名蒋贵庭奉命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公馆附近孙铭九的宅院内。在那里，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到西安的第二天，刘鼎找到涂 作潮，让他立即组装一部电台，以便和延安通报。涂作潮上街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花上两天的时间，改装成一部5瓦的小发报机，居然和延安联系上了， 性能很好，只是声音有点小。很快，涂作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又做了一台5瓦干电池电台，还发挥木匠手艺，给电台打了个小木箱子，便于保密和机动转移。在延安的 中共中央也急需建立电讯工作，几度电令涂作潮前往延安，甚至毛泽东电令刘鼎“木匠如工作完毕，望告来苏区一行”。但刘鼎深感涂作潮作用重大，几度“抗命”。 10月15日，刘鼎电告中央：“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西安事变前夕，刘鼎又让涂作潮装配一部功率100瓦、能和 全国通报的电台。涂作潮是第一次搞这么大功率的电台，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自己计算线圈匝数，亲手绕制。买不到合适的886型水银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 号的真空管代替。但滤波器、211型号真空管等在西安买不到，刘鼎表示可以派人坐飞机从上海搞到手。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张学良公馆继续组装电台。 不久，刘鼎将涂作潮和他组装的100瓦电台秘密转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由苏区来的报务员彭绍坤和小王负责。电台白天收听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稿，晚 间再转播出去，讯号可以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苏联的远东地区和日本。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刘鼎高兴地告诉涂作潮：头天晚上蒋介石被张学良 和杨虎城抓起来了。17日傍晚，前来斡旋的周恩来从西安西关机场下飞机后，乘车前往张学良公馆。涂作潮潜伏的秘密地点和张公馆在同一条街，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久 别后的涂作潮，拉着他的双手兴奋地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随后，周恩来摸着自己的剪得并不整齐的胡子问他：“喂！木匠，你有刮 脸刀吗？”涂作潮说：“有，只是不太快。”周恩来用热水敷了敷脸，用涂作潮的刮脸刀把胡子刮干净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一天晚上，李克农把涂作潮叫过去。李 克农指着潘汉年先对涂作潮说：“‘木匠’，你来一下。这个人是‘小开’，以前你们认识不认识？”涂作潮说：“‘小开’和潘汉年的名字在中央的时候听说过，但没 有见过。”接着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小开’，这就是‘木匠’，今后归你管，但他的工作你不要干涉。另外，到上海后你帮‘木匠’成个家。”之后，又对涂作潮 说：“‘木匠’，这个钢笔你带着，里面有给朋友的信，到上海后再交给‘小开’。”
1937年1月1号，涂作潮随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化名蒋林根的涂作 潮，在赫脱路（后常德路）572号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开办无线电修理公司，一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手艺，二是装配、维修电台方便。很 快，他就修好了上海地下党的一部电台，同延安恢复了联络。作为一个潜伏者，涂作潮身上有明显的“漏洞”：小有家业的34岁小老板，孑然一身，没有家室。这显然 不合常理。公司开业不久，一位米店老板玩牌时忽然对涂作潮说：“我看你有点像共产党。”闻听此言，涂作潮心中一惊：难道自己暴露了。但他表面不露声色：“像在 哪儿呀？”“你瞧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收支也说不清楚。”米店老板观察得还真仔细。这些问题自然难不住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涂作潮：“房子我 租一半给宋巡捕，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剩余呢。老婆嘛，你给我张罗一位女大学生怎样？”米店老板是个大学生，言语间涂作潮把“球”踢了回去。这还不 够，接下来涂作潮语含机锋：“我看那些被枪毙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我看你识文断字的才像哩！”这句话吓得米店老板赶紧告饶：“哎呦！ 不好这样讲的了！要是让‘包打听’听到了，你我都得倒霉的。”的确，一个34岁的光棍男人目标太大，涂作潮必须赶紧成家。很快，潘汉年也找到涂作潮，与他商议 成家之事。地下工作的纪律涂作潮是清楚的，他定了3条择偶标准：一是要保证会生孩子，二是必须有现成的孩子，三是必须是文盲。这3条标准似乎很怪，但蕴含着缜 密的地下工作规律。带孩子离婚或丧偶的女人，既然能生第一个，生第二个问题也不大，这能满足涂作潮娶妻生子的愿望。34岁刚成家没孩子，目标很扎眼，容易招惹 嫌疑，有现成的孩子可以掩饰这个问题。由于妻子不是自己的同志，如果有文化，天长日久就会发现涂作潮玩的不是收音机而是电台，这异常危险。经 过房客宋金朝巡捕的介绍，地下党组织调查批准后，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与上海纱厂的杂工张小梅结婚了。张小梅的前夫患肺结核去世了，有一个5岁的男孩，她 不识字，非常符合涂作潮的3条标准。婚后，两个人很恩爱，张小梅一心操持家务，给涂作潮生了儿子，几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儿，对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一点 也不知道涂作潮的底细。涂作潮、张小梅属于地下工作中典型的“真夫妻假同志”。结婚5年后，也就是1942年中秋前后，涂作潮受李白电台的牵连，有暴露的风 险，必须紧急撤离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涂作潮把这次分别当做了诀别，就此告别了地下工作。但是他从上海撤到江苏新四军军部后不久，地下党组织把张小梅娘儿 几个也接了出来。一家人团聚后，几经辗转，于1943年到了延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军代表涂作潮奉命接管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下属的研究所有 20名工程师，涂作潮让他们说一说都会什么时，这些工程师由于不了解当时党的政策，面面相觑不敢说。于是，他灵机一动，请大家写一下对抗战都有什么贡献。 这回大家情绪上放松了，纷纷写下自己抗战时期在专业上的贡献。这让涂作潮眼前一亮：人才难得。于是，政审时涂作潮从优从速，不留尾巴。之后，他又写信给通信兵 司令部首长王诤，建议将这批精英全数调京。1952年，这20人（1949年11月，该研究所从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中独立出来，改称为上海电器工业研究 所，简称“上海电工所”，后来归属几度波折）整批调入通信兵研究所。到1980年，这20人中出了4位院士：击落U2高空侦察机中功劳卓著的国际宇航院院士蔡 金涛、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中国工程院航天控制权威的陈德仁院士和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罗荣恩）。
涂作潮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上海电机厂厂长助理，属于处级干部。退休后，他凭借工程师的身份享受着司局级待遇。但是比他晚两年入党而且同样进入情报系统的李 克农，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就不要说比他小15年入党的罗青长了。而究其原因可能跟他脾气有关，早年党中央的一次评定当中，涂作潮得到了这样的评 价：对党忠诚，但脾气暴躁。涂作潮在自传中也写道：“我这人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庐山会议中，彭德怀元帅成了批判的对象。上海电机厂也召开了学习会 议，涂作潮上台做了整整100分钟的演讲，最核心的一句就是：彭德怀是冤枉的！事后涂作潮被降了两级工资，还被开除党籍。直到1964年，在周恩来的帮助 下党籍才得以恢复。1959年，涂作潮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审干”期间，涂作潮写自述材料，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自传，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 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果冻成了印刷版，连续复制了5份。还有一次，邻居忘带钥匙进不了屋，涂作潮打开邻居门上的气窗，攀援而上，轻巧穿过，无声落地，从 房内开了锁——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在那些困难时期，家里连口粮都不够，但他仍然坚持自费订阅俄文版《无线电》，并做详细的分类笔记。涂作潮长子涂林 方，15岁就进入延安通信兵学校，以后一直是通信兵和海运公司报务员；次子涂中华1960年考入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电子管制造专 业；三子涂延华1961年考入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电子管制造专业。涂家一门出了四个“无线电”，也是一段佳话。
涂作潮在1956年撰写的自传目录里写到了无形收报机，但正文里却没有相应的内容，这不是他的疏忽，他不想扩散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 期，涂作潮被当成了一个国际间谍，在严刑逼供之下，涂作潮“不得不招”：利用收音机，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级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 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收电报信号了。一旦取走线圈，收报机立即又变回了普通的收音机。1982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收集党史资料的时候，他在口述中又讲了这个“秘密”。涂延华对“无形收报机很感”兴趣。但是，按照父亲涂作潮的说法一试，发现 收音机正反馈太强，根本无法收报，难道父亲说的是假话？的确，涂作潮说的就是误导性“假话”，他要严守秘密，下定决心要把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带走。涂延华经过两 年时间的反复试验终于发现：用一根线做成一个中平再生，将强弱调到一个临界状态，收音机就临时变成了收报机，父亲的秘密被儿子破解了。
1984年12月，涂作潮在电子部402医院病逝，享年81岁。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 义奋斗的一生，他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胸怀坦荡，光明正大，是我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党和国家不会忘记这么一位功臣，历史也会对他的一生做出 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