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这一天共有2000多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位常熟口音的青年就是曾培洪。此后他开始专职从事工人运 动，1926年开始担任上海浦东区团部委书记，负责三个工厂的工作。他对上海的帮会十分熟悉，不仅了解青帮的帮规，而且能讲不少“行话”。7月，北伐战争正式 开始，中共上海区委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曾培洪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武装起义筹备武器弹药。由于对化学知识只是粗懂一些，只能一边学习一 边琢磨，去书店里买了几本英文版的制作弹药的书籍，又在旧书摊上买了一些兵工方面的参考书，自己学习研究，按照书上的方法去制作。炸药制成以后，他和顾顺章一 起到宋教仁的墓地去实验，那里比较偏僻。炸药实验成功后，他接着开始制作手榴弹，他用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代替手榴弹的铸铁外壳。经过一次次失败，终于在半 个月后，手榴弹终于试投成功。由曾培洪研制的中共第一批军火，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接着在广州等地也开展“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曾培洪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往武 汉，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1927年5月下旬，中共五大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央军委特务科。因为自制过炸药和手榴弹，又曾在上海踏入 过“青帮”的门槛，“与三教九流有些交往”，周恩来、顾顺章将曾培洪调入特科，任特务股股长，兼办中央交付的特殊任务。虽然军委特科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 月，但是它的出现，为以后的中央特科打下了基础。有一次邓颖超见到李强开玩笑称他为“第一个特务”，就是来源于此。
中央特科与中共第一个无线电台
192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保卫党的负责同志和筹集党的经费等工作，归中央常委会领导。委员： 李维汉、顾顺章、罗亦农、曾培洪（李强）等。负责人顾顺章。”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这次 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央特科，简称“特科”。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又神秘莫测的“中央特科”在最危难 的时刻诞生了。特科初创，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直接领导，顾顺章（化名黎明）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化名王庸）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总务科长洪 扬生、情报科长陈赓（兼）、行动科长顾顺章（兼）、交通（通讯）科长曾培洪（即李强）。交通科最初的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从1928年起，四科主要负责 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李强因此也成为中共无线电台最早负责人。李强当时已经成家，家里就成为周恩来许多隐蔽住处中的一个。李 强也是最常与周恩来直接见面、接受任务的特科成员之一。他们两位就是在那时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会上作出了要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台的决定，因为李强曾就读于工科院校，当时党内这样的高材生很少，加上他为人机 敏，周恩来首先就想到了让李强来负责这项工作。李强后来回忆说：“我和张沈川接受了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我负责研制收发报机，他学报务。……研制电台是个新任 务，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无线电，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器材管控非常严格，研制电台只能秘密进行。那时，蔡叔厚开的一家绍敦电 器公司成了他用于加工和制作电台零件的车间。这家公司是中央特科的联络站，电器公司的外表也为秘密研制做了很好的掩护。一切都从零开始，一本《无线电基础原 理》和一堆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就是李强的老师，他照着书上画出一幅幅草图作为参考。李强还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到上海专门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苏氏兄 弟无线电器材公司买了些零件和参考书刊。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也不行，他设法“混”进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若无其事地在车间闲逛，眼睛却盯着工人的操作，就这样 “偷”到了不少技术。当他试图进入专门生产发报机的大华无线电公司时，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在公司找了个“内线”，“借”到了一台发报机，连夜将发报机的零件一 个个拆下，然后画出草图。
1929年春末，第一台收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这年的秋冬之际，第一座秘密电台建立在上海城西英租界的一户民居。这家的男主人名为张沈川，“女主人”蒲秋 潮，他们扮作一堆夫妻出双入对。刚开始，夜深人静时用气象预报作为收报练习，天亮后把分别架设在三楼晾台和屋脊上的天线撤下来，天线周围用各种伪装做掩护。尽 管这样，电波信号还是被国民党军警觉察到了，李强等人只能四处变换地点。年底，李强和报务员黄尚英奉命到香港建立第二个无线电台。他化装成富商坐在头等舱内， 谁也不会想到，他那两只豪华大铁皮箱里装的竟然是他自己研制的收发报机。到香港后，李强刚从船上下来，就有警察上来要检查。他面不改色，迎面就悄悄塞给警察四 块钱。警察看都没看就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个记号，原来是把李强当作了一般的走私者。1929年12月底，李强在香港跟邓小平接头，谈论上海和广西电信联络的 事，李强给邓小平传达了当时的中央密码本、波长等事项。谈完这些事以后，邓小平跟李强谈到妻子张锡瑷在上海去世，但因为忙着百色起义的事顾不上。李强接受了邓 小平的委托，帮助埋葬了张锡瑷。1930年1月，沪港成功通讯，标志着中共无线电通讯工作的诞生。1932年，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 各大根据地，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强公式”
1931年，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给上海的隐蔽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在中央特科，与顾顺章交往最多的一个是陈赓，另一个就是 李强，顾顺章的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去。其实，李强与顾顺章早在“五卅”运动前后就已相识。到特科后，李强越来越发现此人爱出风头，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 中央特科的同志们也看不惯顾顺章的所作所为。顾顺章已叛变的密电被隐藏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破获，中共早期情报人员不得不纷纷撤离上海。李强明 白顾顺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亲戚朋友顾顺章都认识，所以顾顺章一叛变，周恩来就决定让李强出国，去苏联。6月份，出国前李强再次变卖家产，作为自己和随行同志 的路费。在这之前，中央机关急需转移，党中央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强就已经变卖部分家产，用作中央机关转移经费。
到了莫斯科，李强直奔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马上通知了李立三，李立三安顿李强住下，临走时给了他一些生活费，说：“你先在这儿住下，工作以后 再说。”因此时正是“立三路线”受到批判，李立三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他也自身难保。李强上东方大学的事被搁置下来，来到莫斯科好几天了，也没有人跟他说起 过。原来，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的是王明，他认为“不能让张工程师（李强此时的化名）上东方大学，也不能让他回国。他与顾顺章关系密切，回去之后，他是要背叛 革命的。”就这样，李强被拒之门外，然后被派往苏联通信科学院工作。他一下子远离了政治，被排挤到了边缘，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态依然很好。李强生性 乐观，看得开。从此，他自己将名字改为李强，代替了曾培洪、张振声等本名或化名，下决心在通信科学研究院研究无线电理论。在这里，李强得以潜心学习研究，最令 他开心的是，在这里见识了500千瓦的电台。这一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1932年到1934年，李强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深受学生的 欢迎。同时，他还深入研究无线电理论，用数学分析法对美国人制造的菱形天线进行论证。经过一年多研究，他用英文完成了《发信菱形天线》的研究论文，为发信菱形 天线作了理论论证，引起苏联通信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将李强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苏联7位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李强公式”并载 入苏联百科辞典。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上，李强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 长之一。
中共第一支步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渴望马上回到祖国的李强在年底离开莫斯科辗转至延安。理工科出身，搞过火炸药、手榴弹、无线电，加之中央特科的背景，李强 奉命组建中共军工局。那时的延安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李强几乎是从零开始统筹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原料以及设备仪器，并带领技术人员造枪造炮。没有技术工人， 就设法召集了一批造枪工人；缺少原料，就用铁路上的铁轨代替；没有铜，就让前线战士收集废子弹壳，运到后方，再装上子弹头，称为复装子弹；没有专用设备，就用 手工加工。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1939年，军工局在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出了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无名式马步枪，在5月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毛 泽东对此赞不绝口，将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握在手中掂了又掂，瞄了又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 开。在这次隆重而热烈的大会上，李强获得的奖品是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开国大典与广播事业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李强应组织要求再度拾起了无线电通信的“老本行”，到北京负责广播事业局工作。当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证开国大典天安门城 楼上扩音机顺利运转。“开国大典时长安街上的沿途广播扩音准备工作，都是他带着技术人员做的。那时天安门的扩音器用9个喇叭焊在一起，被叫做九头鸟 。”李强在10月1日当天一早就去了天安门。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一开机器，我大吃一惊，扩音器竟发生了一阵阵刺耳的噪音。我们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 鸣。”李强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摘下头上的帽子扣在了麦克风上，噪音果然没有了。”
1949年底，李强在苏联签署中苏第一个通邮、通电的协定时，就被毛泽东要求改行做贸易，李强下意识回绝了。主管经济的李富春摆出三条理由说服他：一是李 强在苏联工作了六年，懂俄语，对工作有利；二是懂机械知识，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机械设备；三是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李强去过交易所，懂一点经济知识。多次接受组 织安排的李强没有继续拒绝，1952年，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副部长，由此开始了长达29年的外贸工作生涯。中苏友好时，李强亲自参与经办了156个苏联援华项 目。中苏关系破裂时，李强又据理力争与苏联方面谈判，安排专家离华。1981年，从外贸部长的位置退休后，家人眼中“闲不住”的李强一度有些不适应。1991 年，在一次体检中他得知自己得了肝癌，生性乐观的他还拿自己打趣说：“我是老头儿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1996年9月29日，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 岁。
李强去世后，中共中央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和经济专家，是我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在科研领域、军工生产领域、广播电 讯领域和外经贸领域都做了奠基性或开创性工作。”李延明告诉记者，生活中父亲是个乐天派，记忆中父亲在家经常“哈哈哈”大笑，“非常豪爽的一个人，根本不像有 人描写的前特工人员那样小心翼翼。”李延明说，父亲的动手能力很强，小时候家里的玩具都是父亲自己做的，父亲还会自制军刀，甚至连衣服都会做。外贸部的年轻同 志们经常传颂着李强的故事“没有他不会干的事。他当部长时，还曾到一位普通员工家帮忙修电视机”。“他的思想很活跃，不是书呆子，也比较开放，对于新鲜事物接 受能力强。”李延明笑言。“我在这方面就没全部遗传父亲，他比我聪明太多了！”在苏联期间，父亲就喜欢钻研，也喜欢自己动手去做，训练班附近有一个木材加工 厂，课余时间，他常到那里学做木匠活。训练班经常放电影，他就一边帮放映员工作，一边学习放映技术。
李延明说，父亲要求家里的孩子要上最普通的学校，不上什么干部学校和部队学校。“他就对子女说不要想靠父亲的势力谋取什么，而是凭本事努力争取。因为他觉 得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的。”李延明说，“父亲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有的人一会上去了一会下来了，但他一直都干好自己的事，不枝不蔓。在党内他不爱拉 拉扯扯搞关系，生活上多来往的也是陈赓、王诤等这些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