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0月11日，曾勉（成年前用名，后自行改名曾希圣。字腾光）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兴宁东乡(今州门司乡)牵牛拗村一乡绅家庭。1920年秋，曾 希圣考入在衡阳办学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和校友黄克诚（新中国开国大将之一）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黄克诚后来说曾希圣 “人聪明，又机灵，很富有鼓动性，是块干革命的料！”。做过曾希圣老师的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则这样评价他“湘省曾文正公（曾国藩）齐家有方，曾希圣不失为曾家 子弟，天资勤备且忧国忧民，他日必为非常之材” 曾希圣是否为曾国藩后人不得而知，但可见其在学生时代的过人之处。1922年，曾希圣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7月，从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的曾希圣与黄克诚等一起积极申报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湘军唐生智部）工作，曾历任宣传队队长、团政治指 导员、教导团军事队队长等职。1927年7月，正在中共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曾希圣毅然加入了党组织，并接受党的要求继续留在唐生智部，一方面做所部官兵投入革 命的工作，另一方面负责收集情报和为武装起义购买枪支弹药。此后，唐生智开始右倾，排斥所部共产党人。曾希圣很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冬，曾希圣在 上海与从苏联回来的曾中生会面，此时曾中生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任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周恩来打趣说“弟弟是哥哥革命引路人，哥哥是 弟弟造反支持者”。1929年1月，曾希圣在上海街头遇到由于领导家乡起义失败逃难流浪的黄克诚，并将其留在住处，正是在这里黄克诚大量阅读和学习了中共六大 会议文件、共产国际和各种革命刊物，黄克诚说“多谢曾希圣，在上海是他救了我；更重要的是，获救之后，我因祸得福，好好地学习了一下马克思主义。”
1930年1月，曾希圣赴武汉三镇，先后在湖北省军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机关工作，历任参谋、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协助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伯承工作。当时曾 三流落在武汉，情况危险，周恩来让曾希圣找到曾三并让其去上海找伍云甫，和伍云甫一起跟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技术。1930年底，曾希圣重返上海，出任中央军委参 谋部谍报科科长，负责中共党和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和相互联系。根据曾希圣回忆：1928年8月，党中央领导人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回来后，决定建立党的无线电 台。1929年下半年，中央军委的工作人员李强搞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1930年初，李强又在香港建起电台，并同上海地下党接通了电报。曾三到上海学会 无线电报务技术后，就主要由他同香港通报，1930年10月的一天夜里，曾三收到一份港英当局用破获的中共的电报机发的明文英文电报，电文翻译过来是“你的朋 友很好，在监狱里”，引得曾希圣哈哈大笑。考虑到无线电工作的特殊性，曾希圣向周恩来提出马上开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之前，中共无线电技术人员都是分散学习， 由张沈川到各人住处进行指导，既费时又低效。曾三回忆“1930年下半年，按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我在永安百货公司后面一座二层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与中共地 下党员何成英同志 （何林中的母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仍和伍云甫同志一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无线电台工作。我同伍云甫挤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由张沈川来这里教我们学习 无线电技术。开始，我们只有1个手键、1个蜂音机、2支铅笔和几本拍纸簿。后来，我和老伍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才能练习收听电报信号，学习抄记电报 码”1930年底，曾希圣负责选派了20多人，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出“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还搞了一个小工厂，这 就是中共创办的最早的一个地下无线电技术训练班。不幸的是，训练班只办了一个多月，在12月就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教员张沈川等5名教员和15名学员当场被捕入 狱。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对于被捕同志，曾希圣时时牵挂，抗战爆发后，他借国共合作抗日之 机，报请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上述同志被陆续释放了出来。
这一时期，曾希圣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少将师长李明瀚秘密接触，为中共搞到了很多重要情报。聂荣臻会议“我们通过曾希圣同志和李明瀚接触，建立了联系。李明 瀚的朋友很多，学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通过这些关系，李明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甚至有军用地图等”。周恩来说“搞情报工作,曾希 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圣人!”
1931年4月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上海的地下斗争形式急剧恶化，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不得不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化妆成一个公司 的推销员，从上海登上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然后乘船和火车辗转来到闽西苏区，从瑞金转到宁都清塘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当时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在进行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总卫生部的建设，并把总参谋部下属的科改为局，除了一个供给部外，下设三个局：作战局、侦察局 （后改为情报局）、通讯局，也依次称为军委一局、军委二局、军委三局。曾希圣出任军委二局局长，李涛、谭震林、钱壮飞等都做过他的副手，二局当时下设破译科和 侦听科，李作鹏是侦听科参谋。他听工作人员汇报，得知在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些无线电设备、台长王铮和10位无线电工作 人员，已编成一个无线电训练队，任命王诤同志担任队长，而王诤同志不仅将敌军的密码报告了红军总司令部，还破译了敌人的一套密码；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 围剿战斗胜利后，从上海来到苏区的曾三同志担任红军无线电队队长，并由他担任报务员使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进行了通信；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 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后来，根据曾希圣等建议，中革军委在瑞金杨溪开办了军委无线电学校，由原国民党军中的无 线电工程师刘光甫担任校长，杨兰史任第一政委，曾三任第二政委兼无线电队政委（学校后来迁往瑞金坪山岗，改名为红军通讯学校），这所学校为二局培训了一大批技 术人员。
1932年1月，在赣州战役中，由于曾希圣的军委二局对于蒋介石、陈诚来往密电一无所知，甚至对于国民党军的异常调动尤其是4个团兵力入城也没有掌握，导 致攻城战斗失利。赣州战役后，人们常听曾希圣叨念“大致可不行，大意更不行!你们要时刻掌握敌情，确保敌变我变！”一问，答曰“牢记朱总司令教诲！”。战场情 报工作不容易，曾希圣苦思冥想下功夫解决密码破译的问题。一方面，他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另一方面向王诤、刘光甫了解敌军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 况，特别是向党的无线电通讯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规律。一有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潜心研究已有资料，掌握破译必备的基本知识，并把突破口选在江 西敌军使用的最新密码本方面。如何获取江西敌军最新的密码本呢？一天，曾希圣向朱德、毛泽东大胆提议，立即打一场师级建制的歼灭战，想方设法缴获敌人的密码 本。朱毛当即拍板：干！1932年8月，红军在江西境内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第九路军孙连仲部第27师三个旅。战役期间，曾希圣亲率二局部分人 员随主攻部队前进，目标直指敌人密码本，遗憾的是在敌师部和无线电机房没有搜到密码本，曾希圣正在懊恼之际，听到报告“孙连仲曾用‘展码’发给敌27师一份密 电，其中有30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他乐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孙连仲部损兵折将，彼此之间肯定会指手画脚、交流失败经验。现在就部署电台，重点抄收孙连 仲部的电报”。一天，工作人员抄收到孙连仲部某师致电另一部的密码电报，曾希圣等人以已知的30多组密码为基础，译出密电中已知密码，再猜译未知密码，终于把 这份密电全部翻译出来了，并向朱德、周恩来汇报，湘赣和鄂豫皖两个根据地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出击迎敌，痛歼敌人，消息传来，朱德、周恩来、曾希圣相 视一笑“此后，红军有资格和白军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密码战啰！”。当即，朱德、毛泽东决定给予军委二局嘉奖鼓励，彭德怀也把红三军团优秀的报务员邹毕兆调给二 局，加强二局的破译力量，并捎话给曾希圣“你的脑袋我不敢要，我再送给你一个脑袋”。
此后，军委二局只要收到敌台的三四次电报，就能将这个敌台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曾希圣领导军委二局突破破译难关后，立即服务于红军的作战运动。为红军“提 灯笼”，屡立战功，彭德怀赞曾希圣为“真希胜”，同意让曾希圣喊他“老彭”。后来土城失利，毛泽东自嘲“不听希圣言，吃亏在眼前”；曾希圣“识天书”，红军四 渡赤水。对于二局截获无线电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曾希圣还曾亲送“宝贝”,令刘伯承的作战草令作废。
红军侦听国民党军密码电报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被国民党军发现。红军到了云南后，军委二局工作人员陈仲山掉队被俘， 他带有一些被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和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 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应 该知道共军的密码破译能力，却因为下属官僚隐瞒而毫不知情。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 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不仅被下属 瞒，还被友军骗。红军横渡金沙江，敌军万耀煌师已接近红军，如果此时进攻红军，红军就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关键时刻，二局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耀 煌为保存自己实力，明明发现了红军，却向蒋介石谎称没有发现，并决定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据此命令全军集中由皎平渡过江，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 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 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被红军监听破译。相反，他们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 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 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 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 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客观的说，国军的破译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曾在珍珠港事件前截获破译了日军的进攻计划，然而国军面对共军却极为悲剧，他们的无线电通信在共军面前几乎是透明的，而共军的通 信对他们来说却如同黑箱。
由于红军的密码和解码水平太高，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 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 如瓶。”《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 “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在没有无线电联络和电讯 广播时，毛泽东一度利用报纸作为军事情报的获取源。红军的情报主要是通过派人去侦察和搜集报纸获得。长征途中每到一地，红军都有专人把战士们找到的各种报纸收 集起来，送到红军总部。红军到达哈达铺后，通过地下渠道获取了一份天津《大公报》，使党中央、中革军委对时局和陕北的情况有了最新的了解，从而坚定了把红军长 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北的决心。红军不仅各自破译白军的密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还相互配合，相互交换情报。两支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 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1935年夏，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张国焘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曾想方设法动摇曾希圣，拉拢军委二局主要骨干。那时，曾希圣还不知道大哥已遭杀害的 消息，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径已让他恨之入骨。此时，党中央为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迅速北上甘肃南部地区。 部队出发前，毛泽东让叶剑英秘密通知军委二局做好转移准备，并特别关照告诉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三人先行一步，缩小目标。得悉毛泽东的指示后，曾希圣冷静的 进行了周密安排“打电话把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同志叫回来，说是晚上吃羊肉，请他们来会餐”。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完 成了长征。对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在长征中的功绩，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长征有了二局，红军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对于二局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爱护有加，不仅 为病员让过担架，而且把自己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让曾希圣送给二局某同志。在“文革”中，这位同志遭“革命小将”围攻，他拿出半新的夹裤，厉声怒吼“这是主席 送我的，他老人家也穿过！能和毛主席穿一条裤子的人，会是反革命！”一言既出，“革命小将”们作鸟兽散。当时，已经落难的曾希圣闻之含泪而笑。
1936年秋，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各路兵马齐聚保安，二局也兵强马壮起来，红二方面军来了王永浚等人，红四方面军来了罗舜初等人，还增加了冯维精 等几个陕北同志。针对年轻同志耐不住寂寞的特点，曾希圣在抓破译业务工作的同时，强调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顾不上理发 和刮胡子，以至于得了“曾胡子”、“胡子局长”的美誉。从隐蔽战线到抗日前线，曾希圣的军人风范一览无余：他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加之不修边幅，满脸的络腮胡 子，更觉得威严可畏。许多同志一听“曾胡子来了”，马上就躲藏起来，就怕与他碰面。但曾希圣不只搞军事业务，这位情报大王还向邓小平“卖情报”，促成了邓小平 和卓琳的婚姻。20世纪60年代初，曾希圣落难成都，邓小平在大西南视察时，和卓琳“微服私访”来到曾希圣家，曾希圣刚好不在家，他们看到卧室的被子很薄很 旧，回去后卓琳买了两床丝绵被。曾希圣回家后，看到两床棉被，热泪滚滚。1966年5月，“文革”狂潮席卷全国，邓小平落难，被批判“妄想分毛主席的家”的曾 希圣又多了一条新罪证“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送了两床修正主义丝绵被”。
1941年5月，新四军七师正式改编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张鼎丞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直没有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军政两赴重担，领导创建以无为 县为中心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他的运筹帷幄下，七师战果累累，赢得“打遍皖江无敌手”的美誉。1944年夏，正是华东抗日好时期，新四军内部刮起一场冷风： “抢救运动”。对此，曾希圣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逼供，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对康生以党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 不敢不执行。“抢救”一开展，问题就出来了，被抓的人，一经审问就开始乱拱一气，咬出很多人，甚至连曾希圣的妻子余叔也很快被揭发出来了。在此形势下，曾希圣 却还要去参加华中局整风汇报会，向兄弟部队介绍“抢救”运动经验，曾希圣心里有苦难言。黄克诚知悉后，找到谭震林“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 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黄克诚、曾希圣、谭震林又一起找到当时主持整风工作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把道理讲完了大胆提议“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 应该给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同意了他们的提议，余叔被平反。曾希圣后来多次说黄克诚是他的救命恩人。
1948年，曾希圣任豫西军区司令员，1949年起历任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后任中共皖 北区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50年代，曾希圣主持治理淮河工程时，提出了“蓄泄兼顾”的治水方针。还总结出“三改”方针，即“改 变夏秋两季收成的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
在“大跃进”中，曾希圣也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1958年冬，曾希圣盲目兴修水利，计划8亿土石方，最后报给毛泽东的数字是64亿土石方，得到毛泽 东的赞赏。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希圣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安徽日报》刊出的通栏标题写道：“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毛泽东看到后，批 评曾希圣：“搞经济事业跟做诗是两回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在随后的 大饥荒中，安徽约有五百万人饿死。20世纪50年代末，在曾希圣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安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另外， 在曾希圣错误的影响下，安徽省继“反右派”严重扩大化之后，又进行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内民主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 展。
60年代初，为了克服人民严重生活困难，曾希圣从农业生产责任制着手，全面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并确定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 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的办法,并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试点，制定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 意见》。“责任田”很快在安徽得到推广。1961年，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 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1960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 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 段时间?毛泽东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毛泽东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1962年2月， 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 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妄想和毛主席分家”。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 都没有，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甚至要杀他的头这时，毛泽东发话了 “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第一书记 由李葆华继任。
1965年秋，曾希圣调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中央委员开会。当时作为“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已经赋闲的曾希圣到 了会。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他缄默不语，面色凄然。毛泽东目视曾希圣良久，缓缓的说“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 曾希圣分配工作？不要忘本，应当‘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啊！”可惜的是，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结果却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他 们对曾希圣的“涌泉报”是打击报复、无耻污蔑。
1967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落难成都的曾希圣来到北京并因病住院，在周恩来来看望时，躺在病床上的曾希圣挣扎着准备坐起来，周恩来快步上前“希圣，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 曾希圣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泪纵横“总理……我准备继续老本行，搞情报侦察，我不是搞政治的料……”。周恩来也止不住热泪“等身体好了再说……”。在重病缠身、生命垂危 之际，曾希圣毅然决然又开始搞起侦察技术改革，直到生命最后一息。1968年7月，64岁的曾希圣病重不治，在北京去世。
1976年深秋，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踏着落叶步入徐向前元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他，谈起党的情报工作“……《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 一句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 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干预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 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我们红四方面军出了几个情报干部，一个是你，一个是 宋侃夫（曾任中顾委委员），一个是王子纲（曾任邮电部部长）。你们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对党是有功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情报工作搞得更好。”
1978年7月，曾希圣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粟裕、宋任穷、罗青长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 会。胡耀邦致追悼词“曾希圣同志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对我革命根据地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南征北战，积极完成 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工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都明白，安徽70年代末的“包 产制”与60年代初的“责任田”是一脉相承的，曾希圣的勇敢探索功留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