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原名蔡肃侯，字绍敦，浙江省诸暨市陈蔡乡人。1898年，蔡叔厚出生于天津。9岁时随母返回故里。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受聘于 孝丰造纸厂，后来到上海为机电工程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工人大罢工。1920年夏，他到湖南纱厂任电气科科长，不久回上海，在申 新二厂任职。1921年秋，蔡叔厚考取官费留日专科实习生，赴日本电机专门学校插班学习电机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沙文汉、虞绍唐等不少中共党员和 进步人士。不久，蔡叔厚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研究高压电器的设计与制造。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上海，一些中共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的搜 捕。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转移住处时，有人介绍他们去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 电机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学时代的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上海，又住到了绍敦电机公司。从这以后，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去绍敦电机公司碰 头，研究工作。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员有时也去那里聚会。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立志要献身 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人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就在这时，提出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12月，经陈德辉、汪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蔡叔厚在《自传》中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说:“我主要是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统治的仇恨， 对于许多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义愤。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见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 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蔡叔厚与陈德辉、冯雪峰、夏衍等编在一个党小组，属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
这时，绍敦电机公司也成为中共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它也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在1927年底到 1928年初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去的几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叶剑英、曾宪植、邢西屏(徐冰)、廖承 志、匡亚明、冯雪峰、李求实、张去非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叔厚自己平时生活很简朴，但是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 1929年，蔡叔厚担任了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往往是他拿出自己的钱，捐献给党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蔡叔 厚在工作中十分机警，遇到意外的、复杂的情况，他都能想办法应付。绍敦电机公司当做联络站后，经常有各地的同志来接洽关系。有一段时间，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 搬到那里办公，并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区的党代表大会。公司里经常人来人往，引起了敌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的注意。有一天，党组织通过内部情报得知敌人要到绍敦 电机公司搜查，为了蔡叔厚的安全，通知他暂时避开。蔡叔厚考虑到如果他避开，反而容易暴露机关，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他决心冒险留下来应付敌人。组织上 同意了他的建议。夜里，果然来了大批中外警探，在公司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由于蔡叔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敌人毫无收获。当敌人垂头丧气地要撤走时，蔡叔厚 同他们据理斗争，要敌人签写了一张字据，证明在他的公司里查无结果。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写了。后来，敌人还去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这一时期，中共为了影响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华南大学。潘汉年当校长，蔡叔厚担任学校的财经委员会主席。他为争取学校的合法地位和开展各项活动，多次同国 民党、巡捕房、法院进行斗争。他还协助冯雪峰、夏衍等开展革命文学运动，着重后勤保障。当时，从日本归国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经常出入于蔡 家。蔡叔厚还参加了“济难会”，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营救被捕的战友。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同志被巡捕房抓去，马上和另一位同志商量营救办法。他们了解到这 位同志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巡捕房也尚未立案，决定冒充日本人去把他要出来，他俩中的一个人装成日本人，另一个人扮作翻译，对巡捕房的人讲，被捕的人是他们手下 的，请交还给他们去处理。当时巡捕房管理比较混乱，制度不严，加之蔡叔厚的日语讲得十分流利，敌人信以为真，把那位同志交给他们带走了。
1929年，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逐渐扩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的中共各级组织也开始恢复。仅仅依靠过去的水陆交通线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 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早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任 科长，负责筹建无线电台。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李强负责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有一个内行的人 帮助。蔡叔厚是开电机公司的，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
1929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四〇三号(现延安中路三六九号)。 根据新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份，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唐的样子。他装得很成功，以至有的同志向党组织报告了蔡叔厚的 “消极落伍”。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要想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公开身份，经常出入上流 社会的社交场所。针对反动官吏爱钱贪吃的特点，蔡叔厚经常请他们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这样，他慢慢地结交了一些官吏名流。他与国民政府上 层人士陈立夫、汤恩伯和军统少将王新衡都成为“莫逆之交”。在共产党的白区斗争史上，蔡叔厚堪称一位“无名英雄”。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党内的同 志也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冒着全家生命的危险，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 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去那里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强 试制出了中共的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以绍敦机电公司为共产党的交通联络机关。通过制造修理收发报机供应苏区，党组织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沟通了和各 地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为此，党中央对蔡叔厚的工作提出了表扬。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先后掩护过李维汉、叶剑英、张秋人、杨贤江、曾宪植、廖承志、夏衍、匡亚 明、冯雪峰等数十位同志，绍敦机电公司被称为“济难会”。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蔡遵中共指示暂避，并掩护李强等去苏联。顾顺章被处决后，蔡又回到公司，由 陈赓、潘汉年直接领导，坚持特科工作。后来，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 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1932年，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先后隶属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前后，他的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并去日本探取日 军侵华情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还搞到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 的一份军事建议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赞许。
1935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进行善后安全工作。他将公司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并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 路）379号。蔡叔厚负责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苏联。1936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共产国际与蔡叔厚失去组织联 系。在此期间，蔡叔厚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1938年的一次集会上，偶遇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之后又与夏衍、沙文汉等取得联 系。1937年11月，上海淞沪会战后国军全面撤退，蔡叔厚开始辗转于香港、重庆，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在实业界颇为 活跃。
1938年，在重庆他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自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这批情报人员进行安置，没有 履行组织手续，以至一直游离党外，错失党内整风、重新登记的机会。1943年，蔡叔厚和一位同志谈起很久没有看到党内文件，并觉得党组织最近交给他的任务不重 的想法。经了解，才知道因一段时期脱离组织关系，自己竟作为党外人士对待。蔡叔厚立刻去曾家岩找到周恩来、徐冰等领导同志，提出恢复自己党籍的要求，但因当时 情况所限，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曾保存过方志敏烈士就义前的狱中亲笔写的《我从 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稿，并转交党中央。他还先后资助于伶（从事爱国演出、抗日宣传）主办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并兼任理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他 曾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雷震的名义开设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为中共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通讯联络。他同刘少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长）单线联络， 奔波于渝沪之间，搜集敌伪情报，营救革命同志。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任总经理和经理，帮助阳翰笙、于伶创办昆仑电影公司，任常务董事，还 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他以“蔡老板”的身份，周旋于官僚、大亨、富商之间，掩护中共党员，接济眷属。
1949年解放前夕，通过李元华策反沪西第七十五军军长吴宗直。说服军统头目王新衡和新成警察分局局长赵佩瑾，出面担保姚溱狱外就医，伺机脱险。争取雷震 向汤恩伯进言，保释张锡昌出狱。组织进步人士保护工厂，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委派蔡叔厚去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后因蒋介 石亲自到上海督战，并任命毛森到上海担任警察局长，针对汤恩伯的策反未能成功。全国解放初期，蔡叔厚还前往香港做过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叔厚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周恩来指示，暂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并特嘱安置好蔡的工作 和生活。1950～1955年，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和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一级工程师等职，还历任中国民 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协会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55年，因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后留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拘留，被诬为“特嫌”，为“中央专案组”立案逮 捕，抄家审讯后拘留关押。1971年5月，因脑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3年3月，中共中央 组织部恢复其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