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 月，调赴国立中央研究（上海）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该所当时是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当时的所长是物理学家丁西林。1933年，清华大学恢复庚子赔款留学 奖学金制度，当年夏天，他去南京参加了清华庚款留美招考委员会组织的统考，并以南京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由于家父经营困难债务高筑，他无奈之下向丁西林汇 报，丁西林经与清华大学协商后决定留学期间照常支付其薪金并将其月薪提高到160元，以还清老家债务解决了留美难题。按清华大学的规定，留美前要在国内工厂实 习一年以增加动手实践经验，并规定每人出国学成一门技术回国效力，重在下工厂实习而不是读学位。他在陈茂康的带领下用真空管成功产生了1m波长的振荡，在《中 国物理学报》发表了《1米波长表的理论、设计和校准》。
1934年8月，蔡金涛正式赴美，清华大学原本要求其掌握无线电用真空管制造技术，但找不到对口工厂，经物理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协商，丁西林所长亲自帮联系 了华盛顿的美国商务部标准局，学习和掌握电磁仪器的制造与校准技术。蔡金涛留美3年有4项收获：
1） 电磁仪器的制造与校准技术。
美国商务部标准局实际上是国家科学院，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以统一贸易中的各种度量衡，根据不同类别的度量衡分为不同的部，部下面又设立了很多组。美国商务部 标准局的科学家非常专业而且待人友好，里面有无线电网络专家F.Wenner，他是“0-∞”公式 首创者；电磁仪器专家H.B.Brooks，他曾设计标准电池比较器；J.H.Dellinger是电波传播专家，衰减现象的发现者，国际无线电协会创始人和美国政府无线 电管制委员会的首任委员长；H.Diamond是无线电导航的首创人，无线电探空仪的发明者；S.S.Kirby是高空电离层高度探测先驱者之 一；E.H.Hall是石英钟的设计者和标准频率传播者等。蔡金涛是该局接受的第一位中国人，受到局长J.B.Briggs的接见，被分配到电学部下面的标准 电阻组和标准电池组实习，摸清欧姆和伏特两个基本单位的定义以及全世界如何保持一致，然后是安培、瓦特等其它单位，以及该局相关出版物和使用的仪器及其工艺及 校准方法等，每实习一项写出一份总结报告寄回国内的物理研究所参考，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时间。除了完成既定的实习任务外，他利用业余时间攻克网络简捷计算难 题，提出了电网络行列式的简捷计算法，后来回国后在1939年发表在《中国学报》上。
2） 哈佛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
完成实习任务后，在无线电组组长Dellinger的关照与联系下，蔡金涛利用等待真空管制造厂的时机，在1935年下半年进入哈佛大学的Cruft实验 室攻读无线电学硕士学位，导师是G.W.Pierce（主要擅长无线电波与振荡方面）和E.Leu.Chaffee（主要擅长电子管的热发射及其特性方面）， 同时他还选修了光学、量子物理学和高等数学等课程。由于基础扎实，又有实习经验，他只用了一年即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在1936年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虽然 导师一再挽留继续攻读博士，他在征询岳父的意见后，决定下工厂实习。
3） 搜集无线电真空管的设计、采购、制造工艺资料
1936年秋，在无线电组组长Dellinger的推荐下，进入纽瓦克（Newark）的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该公司业务范围很广，有一个部 门负责制造10kw以上的发信真空管。该部门的总工对他很友好，允许他到下属部门自由观察、了解和搜集资料，只是不可动手，以免出现意外影响生产。在此，他与 南洋大学同班同学蒋葆增（与蔡金涛一样考取了同期的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生，并同船赴美，其在麻省理工学院刚攻读完硕士，此时在纽约的阿克托勒斯真空管（主要制作 收信真空管）制造厂实习）实习了3个月。两人把共同搜集的资料打印成册一式两份，各自保管。
4） 购买标准仪器并校验后带回国
在真空管制造厂的实习完成后，清华大学庚款留学也期满，正拟回国时，突然接到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的指示，在1937年初，又回到美国商务部标准局，请局 内 有关专家协助订货并亲自参与校准部分交货仪器（标准电容、标准灯泡等）。美国商务部标准局还赠送了6个标准电池和2个1欧姆标准电阻，加上他自己买的6个标准 电池装入恒温盒内。由他自费赴欧（法国巴黎国际度量衡局、法国中央实验室、英国国立物理实验室、德国国立物理技术局）进行测试比对，期间英国有关方面也赠送了 中国2个标准电池。1937年底，按丁西林所长指示，他把装有标准电池和标准电阻的恒温盒携带到香港，并寄存在李四光的一位香港朋友家的保险柜内，等待局势好 转，后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王大珩前去香港取回，王大珩后来访苏把这些带往苏联进行了测试比对，从而全部完成原计划的国际比对计划，后来一直存放在中国计 量科学院，称为我国第一期国际伏特和国际欧姆的候选单位标准，蔡金涛也因此被载入中国电磁计量发展史。
当时上海已被侵华日军侵占，他只好携带其它仪器和资料前往湖南湘潭下摄司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二厂，借住于蒋葆增住处，并与其在新建的真空管制造车间内 进行电子管的安装调试工作。当时正式抗日战争时期，收发报机需求量很大，国内所需的真空管全靠进口，但进口受阻，自主生产真空管迫在眉睫。利用蒋在美学到的收 信真空管制造技术和蔡在美学到的发信真空管制造技术，经过反复试制和试验，在1938年初，终于制作出我国第一批真空管，即一批急需的汞气整流管。同时建成了 中 国第一个真空管制造车间，到1938年秋，该厂已研制出几个型号的合格样管，基本解决了材料和工艺问题，并于1939年正式批产（市场上称为“电工牌”真空 管），解决了许多无线电厂的急需。试制时期芯柱组组长吴祖恺在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学习电子束管技术解放后担任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第一任总工程 师，后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功率组组长单宗肃在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学习雷达用微波管技术，解放后任南京电子管厂总工，是我国著名微波管专家。1938年3月， 上海局势平静，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派人到湖南湘潭，接蔡金涛经由香港回到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
真空管即电子管是制造无线电信号收发机以及其它电子设备的核心器件，要发展我国无线电事业，必须自主制造真空管。在资源委员会组建时，即已考虑制造真空管 的事情，在1936年资源委员会委派专门委员朱其清赴欧美考察真空管制造技术，朱其清在欧洲考察一圈没有取得成果，当年冬天来到纽约，通过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 介绍见到蒋葆增（来美之前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助教），了解到蒋蔡二人对真空管制造技术已有较为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朱其清邀请二人草拟一份真空管厂建设方案，列出 仪器设备购置清单，并与美国有关厂商签订了供货合同，至此真空管厂的国外筹备工作就绪。朱其清回国后开展了真空管厂的基建工作，而蒋葆增则在七七事变当天回国 并担任真空管厂主任工程师，蔡金涛此时则赴欧洲开展标准电池与标准电阻的测试与比对工作。
好景不长，1939年中秋节之前，日军开始频繁轰炸长沙，中央电工器材二厂于中秋节后匆忙迁往广西桂林重建。但不久因厂内人事纠纷，蒋葆增被迫辞职，改任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广西大学教务长、电机系主任，致其所学未能尽其用，留下遗憾。更遗憾的是，1944年豫湘桂战役节节失利，桂林也受到日军威 胁，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匆忙疏散，期间蒋葆增保存的真空管制造资料下落不明。这里再进行补充说明，此时位于桂林的资源委员会下属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总 厂），前身是湖南长沙的湖南电器制造厂，在1939年迁到桂林后更名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在当时属于高新技术范畴又担任军事装备的研制生产任务，研究室更是高 新技术集中地，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军界的重视。
说回1938年，蔡金涛回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时该所隐居在法租界的一栋小住宅内很难开展工作，因此，丁西林所长要求将无线电实验室全部悄悄 搬运到广西桂林，建立桂林工作站。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物理和心理三个所搬到桂林的部分联合组成了桂林科学实验馆，地质所的李四光所长负责指挥。在丁西林所长未 到桂林之前，蔡金涛在李四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紧接着，受广西省政府委托，要求组建一只通信队。李四光对通信队的任务很感兴趣，几乎整天和我们站仅有的几 位员工打成一片，经常参加听课，李四光还请蔡金涛辅导其正在读中学的女儿李林的数理化。当时蔡金涛手下只有1个助理研究员（朱恩隆）、1个机工和1个电工，另 外是4位实习生，他们在1年内利用机床和现有仪器设备制成了47套短波无线电报话收发机，还培训了200名报务员、100名机务员。后因日军轰炸频繁，桂林科 学实验馆迁往广西良丰的雁山，但乡村无市电，科技工作难以开展。
1941年7月，经丁西林所长同意，蔡金涛离开了物理研究所，前往之前生产真空管的中央电工器材二厂的资源委员会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任研究室主任。该 研究室开始只有蔡金涛和工程师莫根生两个人，到1944年，技术人员扩充到25人，全厂则有800多人。王安、郑钧、（后来的我国微波技术、量子电子学和激光 技术的拓荒者、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副所长）黄武汉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报务二期，后来担任四机部714 厂厂长）黄健立等都是当时研究室成员。
需要说的是，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后来也因匆忙疏散导致蔡金城保存的真空管制造资料毁于战火。有次为逃避敌机轰炸，蔡金涛和李四光坐在桂林老君洞口外，一块弹 片从他们头上擦飞过，这次轰炸地质所和物理所各被炸死1人。多年艰辛毁于一旦，蒋蔡两人都痛心至极。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几经搬迁辗转，后来称为隶属于资源委 员会的上海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期间除了在搬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一年外，蔡金涛一直在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1947 年7月改制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研究室扩编为研究所）工作。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任委员长），创建于1932年，1934年改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 会），1938年隶属于经济部，翁文瀚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抗战胜利后主任委员改称委员长，1946年钱昌照担任委员长，1948年孙越崎任委员长。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孙越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软磨硬泡，没有按蒋介石的命令把资源委员会的工厂和研究所拆迁到台湾，得以回归新中国。资源委员会 是一个管理国营重工业企业的政府部门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个经济管理机构。从1932年到1949年，资源委员会承担战时大后方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重任，为国 民党正面抗战战场以及军工生产提供了物资保障，所属的工矿企业也成为新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的基础。资源委员会在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下设研究室，并在上海、南京、天 津、重庆、昆明等地设有无线电厂，聚集了一大批先后留学欧美的人才，包括蒋葆增、蔡金涛、马师亮，以及后来的电脑巨子王安、无线电和微波专家并获得美国科学院 院士的郑钧，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纬禄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德仁等。在新中国成立时，资源委员会拥有数万大学学历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数十万 的技工与工人。
1944年5月，在桂林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奉命向重庆和昆明撤退，蔡金涛与家人撤到遵义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撤交通工具。刚好浙江大学已迁来，受浙江大学竺 可桢校长邀请，蔡金涛任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教授执教一年，担任电信系本科三四年级的授课教师。1944年9月下旬，南通老乡束星北（原来是浙江大学教授， 后来离开浙江大学去魏大铭处研究一个专题，此次是回遵义休假顺便受魏大铭之托请蔡金涛去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工作）来拜访蔡金涛，蔡金涛突然意识到魏大铭的故意利 用他的困境诱其上钩，鉴于王启贤和陈景涵的“前车之鉴”，进去容易出来难，他是坚决不干的，同时考虑到在浙江大学的一年聘约尚未到期，当场予以了回绝。
1945 年7月，蔡金涛带家人赶到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特大喜讯，员工们都在忙碌争取早日返回原籍，蔡金涛因为家人较多，决定暂时住下，并 在当年秋天编写了一篇《超外差式接收机的统一调谐问题》（是《统一调谐》论文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种超外差式接收机中，高频放大器和高频振荡器 工作在不同的频率，而且必须保持在一个固定差值，即所谓的中频。但高放大器和高频振荡器这两个调谐电路又必须使用双连、同轴、可变电容，以方便调谐，这是一个难题，一般是 在振荡电路中选用1个可调的（如通过磁芯调整）线圈式电感串联1个调节范围较大的可调电容器，并在该组合上再并联1个可用于修正的小电容，这样形成了一个具有 3个可变参数的振荡电感，然后反复调整使其在3个预定频率（称为统调频率）上使高频振荡器的频率与高频放大器的频率差对满足所要求的中频，这就是 三点统调。如何选取这3个统调频率使全波段中各点的误差（高频振荡器的频率与高频放大器的频率差）都和中频之差最小。换句话说，3个统调频率如何选取，才能达 到最佳设计，在当时的技术文献中找不到答案。蔡金涛利用最小二乘法解决了“三点统调”，沈家楠（后任七机部一院12所副所长，航天控制技术专家）使用六位对数 表花了很多时间进行核算验证其有效，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1950年11月、12月和1951年1月的《电信建设》杂志上。蔡金涛还和何午山（后任七机部二院二 部副主任、科技委主任，导弹技术与无线电技术专家）一起研究和编写了《交流电磁饱和式自动稳压器的原理和设计》。抗战胜利后，蔡金涛继续留任在中央无线电器材 厂重庆分厂进行自己酷爱的技术理论研究和交流电磁饱和式自动稳压器的设计，到后来研究室只剩下蔡金涛和陈德仁两个人了。
1946年12月末，蔡金涛一家和陈德 仁一起乘机返回上海，与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改组后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会合，蔡金涛被任命为公司的总工兼研究所所长。从昆明、重庆回迁的分厂分别在南 京和天津接收的日伪工厂上重建。当时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总经理飞往美国与美国飞歌（Philco）公司谈判，签订了来料加工与代销合同，零配件从飞歌公司进 口，由南京和天津的工厂负责装配，再交上海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负责销售，这样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担子轻了，但背上了美商推销员的恶名，蔡金涛决定重建实验 室，同时网罗公司原在西南大后方时的科技人员和技工，很快就聚集了60多人，包括：黄纬禄、冯世璋、乔石琼、陈德仁、何午山、张梓昌、张连华、陈克恭、黄足、 孙仁琦、莫根生等人，后来大都成为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无线电技术等领域的科技专家。1947年8月，应邀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兼任教授，指导两名硕士研究生， 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在此历史特殊时期研究所的经济困难，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的蔡金涛千方百计找活干，先后自行设计研制了张力计、无线电探空仪及多种印刷 电路、汞电池等产品，自行研制了中功率扩音机、高级多管全波段收音机、自动换片的收扩两用机和弹速测量仪等，他还同设计人员在小车间克服困难组织生产了几百部 “资源牌”高级收音机，并成为当时市场的抢手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内的经济困难。但抗战结束后，又陷入内战。在动荡的年代，国民党政府和军统的极端分子随 时可能对想留在大陆的人员和家属采取行动。在公司及研究所上层（马师亮、蔡金涛、潘德钦等人）和资源委员会上层（包括孙越崎、吴兆洪等人）敷衍了事和广大员工 的抵制下，加上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最终护所成功，蔡金涛也在家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涂作潮（1924年加入中共，曾 赴苏联受过特工技术培训，在潘汉年的领导下 筹建和恢复了中共上海的秘密电台，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的人物原型李白的师傅，代号“木匠”，被周恩来称为“涂木匠”，是中共隐秘战线上大名 鼎鼎的人物，也是无线电技术老专家）被任命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研究所的军代表，负责接管这个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在首席军代表涂作潮的主持下，蔡 金涛、冯道生、黄纬禄共3人组成了研究所所务管理委员会。涂作潮尊重人才，到所里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该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20多位身手不凡的工程技术 高手。
为了支援前线，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研究所停止了原来的小规模制造，压缩了研究工作，接受了大批的维修工作。1949年11月，研究所从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 中独立出来，改称为上海电器工业研究所（简称“上海电工所”），并划归华东区工业部电器工业处代管，但经费和管理实际上都由所里自己负责。注意，华东区工业部 原本就有一个小的电工研究所， 实际上研究的是电子学，由王良楣工程师主持，由于王良楣不同意，上海电工所并未与这个小电工所合并。1949年，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英国回国履新，路过上 海，蔡金涛前去拜访，并表达了上海电工所归属于中科院的愿望。李四光当时表示理解，并承诺到北京后与郭沫若院长商议再定。两个月后，中科院办公厅来电，要求上 海电工所将详情呈报。此时国民党飞机来沪的骚扰少了，迁所问题遂暂停，再加上后来王诤的军委通信部接纳了上海电工所，与中科院之间也就不了了之。上海电工所在 独立之后面临经济困难。蔡金涛他们先后研制了弹速测量仪、应力计、单路载波机、探空仪、印刷电路、汞电池、氧化铜整流器等，还为上海电信局修复了由英国 进口报废的4路载波机。他业余抽时间开展技术工作，在交流电磁饱和式稳压器设计方面取得了优异的科技成果，被评为上海市第一节劳模，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市长。这 一时期，对上海电工所支持最大的是军委通信部，挤出经费支持上海电工所的正常运转。1950年1月，蔡金涛加入上海五金工会，成为会员。
1950年初，华东区工业部把上海电工所转给了1949年9月刚刚成立的重工业部，2个月后，重工业部又将上海电工所转给了电信工业总局。当时的邮电部副 部长兼重工业部电信工业总局局长、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对上海电工所非常重视。1950年10月，电信工业总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信工业会议，上海电工所的蔡金 涛、黄纬禄、蒋家仁三人赴 会。1951年，三人再次来京查看候选所址和房舍，决定在通信部另建新楼，成立电信技术研究所。1952年6月，由于蔡金涛被派往苏州的华东革命大学学习，直到 12月结业才回到上海。1952年9月，在王诤安排人的主持下，上海电工所的约30名科技人员已调往北京，在北京新成立的单位名称是军委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 所。蔡金涛在1953年1月调赴北京电信技术研究所，先后被任命为工程师和研究员，开启了新的科研征程。
自1946年底返回上海后，蔡金涛基本从事科技组织管理工作，只能业余时间搞科研。1953年到北京后，蔡金涛开始以工程组组长身份研制移频收发报机，之 后开始研制脉冲多路通信样机，他带领张志英、蒋通、瓦利亚（苏联留华的北大毕业生）、孙淑惠、柴人奇、张成祥等攻坚克难。张志英、蒋通、孙淑惠等后来随蔡金涛 一起调赴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从事导弹雷达技术工作，成长为无线电技术专家，有的还担任过所长、副所长。在1954年9月，完成了多路部分的线路试验。在多路部 分研制成功后，魏鸣一牵头，配上微波收发部分，研制成功了脉冲多路通信机。魏鸣一后来调赴四机部（电子工业部），也成长为无线电技术专家，曾任电子工业部副部 长、中信公司董事长。脉冲多路通信样机，全称为微波多路、脉冲调制、接力通信机，该样机的成功研制是蔡金涛被公认为我国电信技术领域元老之一的一个标志。
1955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进行了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9月，蔡金涛因受审查 未能参加中科院进行的第一次学部委员评选，也未能参加我国1956年春天组织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稿）》的编写工作。 1956年3月14 日，蔡金涛应邀到同仁堂，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和跟随其后的聂荣臻副总理，周总理说“…中央决定，我们要成立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定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 座的各位，有些将来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研究院的骨干，火箭与导弹事业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是与国家、民族安危密切相关的事业，投身到这个事业是很 光荣的…”。1956年11月，通信兵部党委组织审查的结论是“蔡金涛是否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担任顾问一事查无实据，只作为被特务机关利用的技术人员论处…没 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在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定级中，蔡金涛被评为通信兵系统唯一的一位技术I级。1957年1月，蔡金涛被调任通信兵部（当时的 兵部主任是王诤）电信技术研究所（后改为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通信研究室主任，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通信兵系统中是唯一的一位，在国防部五院系统，也只有钱学森也是技术 一级），张立中为通信研究室第一副主任，沈宜春、魏鸣一为通信研究室副主任；黄足、张履谦分别为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副主任；黄纬禄、沈佳楠恩别 为控制显示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吕保维、吴展、李蕴滋分别为电磁波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其中黄纬禄、沈佳楠、张履谦、吴展、李蕴滋早在1957年底便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 院，后来都成长为导弹总体技术、控制技术或无线电技术专家。1957年1月，中央军委将军委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与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并，扩 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兼任院长和政委。1957年4月，蔡金涛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5 月，蔡金涛被提升为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总工。1957年底，经过扩充，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全院职工达到600多人，分为12个研究室以及全国各地的7个高空电 离层观测站，还有1个200多人的工厂，被誉为全军的一颗珍珠。
1958年2月1日，总参谋部下文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划入国防部五院建制。蔡金涛由此调入了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开始了从事导弹与航天事业 的生涯，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和领导创建二分院，开展了二分院在永定路的选址与建设工作，后来领导和参与了543工程（即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红旗三号。 1965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地区5个地空导弹设计所迁至上海，划归上海机电二局。应上级安排，1969年，尚在研制中的红旗三号研制任务全部移交上海机电二 局，二院各有关单位也向上海机电二局支援了部分科技人员。
1968年5月20日，蔡金涛被抄家，6月13日被隔离审查。1969年11月20日，结束隔离，转入学习班，白天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晚上可以回家。在 接受改造的同时，他还不忘学习技术，担心恢复正常工作后赶不上。蔡金涛生于清末，他对自己最为满意的就是“亦工亦理”，他终生笃信“实践－理论-再实践”的人 事事物的规律，在一生从事的科技工作中，始终坚持“深入实际，注重实践”。晚年，他还撰写了《旧中国无线电工业概况（从清朝到解放）》（蔡金涛主笔，王端向、 钱应瑞、孙栋臣、陈毅四位老同事一起编写。这篇文章难度非常大，受到老领导钱文极的鼓励，最终完稿）、《旧中国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公司）的兴衰》、 《上海电器工业研究所的情况》等史料。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蔡金涛徒弟之一的陆林根，长期从事制导站研制工作，他清晰的记得蔡金涛参会不是一般的听一听， 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发表中肯而有见地的意见，给人以启迪。曾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理论室工作的宗绍禄感慨说蔡老既能适时 的发表个人的技术见解，又能发扬技术民主，倾听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与建议，非常敬佩蔡老。在蔡金涛担任二院科技委主任时，有一位所里的科技人员反映另一位科技 人员的论文数据造假，他毫不犹豫的决定，再做一遍试验进行核实。实事求是，追逐科学，从不考虑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他判断是非的标准。蔡金涛在电磁计量乃至整个 航天计量工作方面颇有见地，并在其创建与发展中作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早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创建初期苏联来华专家中没有搞计量的，在他的积极建议下，二分院 在最初的12个研究室中设立了负责计量测试工作的第12研究室。1963年6月11日，成立了二分院计量站。1986年组建成203所（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 所）。
1979年11月24日到12月15日，蔡金涛率代表团（共4人）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精密时间和时间间隔（PTTI）会议，参观访问了美国商务部标准 局，当年故旧均已退休或去世。美籍华人王安和郑钧都是蔡金涛主持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研究室工作时的工程师，又都是交通大学的校友，改革开放后，两人回国洽谈 业务或讲学时，百忙之中还与蔡金涛叙谈联欢。其中郑钧在锡拉丘兹带出了2位博士生马祖涵（在美国商务部标准局科罗拉多分局任分部主任，有时还代理分局局长，是 无线电与电磁兼容领域的技术权威）和伍长裕（国际商业机器即电子计算机，公司任高级技术顾问，是大型电子计算机抗干扰专家）同蔡金涛的往来较多，经蔡金涛邀请 回国多次开展技术交流。
1980年1月，七机部二院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蔡金涛任主任委员。1980年2月，蔡金涛被聘为七机部二院科技委主任委员，11月，七机部的蔡金涛、任 新民、杨嘉樨、陆元九、庄逢甘、金建中、沈天慧、胡海昌的八位专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同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任命屠守锷、黄纬禄、 谢光选、卢庆骏、宋健、李旭鄂、李伯勇、孙家栋、王永志、杨嘉樨、王希季、杨南生、陆元九、金建中、梁思礼等15人为七机部总工程师，蔡金涛和吴朔平为七机部 技术顾问。1982年，国务院进行部委机构改革调整，七机部改为航天工业部。1983年9月，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蔡金涛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科技委 顾问，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顾问，并应聘到航天部所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兼任教授。1985年10月，经中国宇航学会评选和推荐，我国12位航天科技专家当 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任新民、陈芳允、王大珩、吕保维、曹鹤荪、蔡金涛、梁守槃、杨南生、孙家栋、杨嘉樨、陆元九、庄逢甘，国际宇航科学院隶属 于国际宇航联合会（IAF），这是我国首批当选的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也从此称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成员国。
1988年6月，80岁高龄的他被聘为中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顾问。1990年，欣然接受主编大型工具书《当代武器大全》，84岁时该书出版，聂荣臻元帅题 名，邹家华副总理作序，并荣获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1991年6月，蔡金涛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我国获此殊荣的首批科技专家。还被航空航天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 1996年11月，88岁的蔡金涛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