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秋，24岁的朱其清回国，在上海吴淞湾炮台任无线电台台长，期间他在吴淞建立了多处电台，后来在南京鼓楼也架设了无线电台。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 想和从事无线电领域的研究，他参加了由康奈尔大学中国公派留学生发起组织的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这个组织在当时起了类似于后来 “中国科学院”的作用，除了研究还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所出版的《科学》杂志是当时国内最主要的科学刊物。那时，无线电通信技术刚传入中国，设备、技术和通信机构全部为洋人 所掌握，因此组建由国内著名科技专家组成的各种科学团体和科学研究试验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会，朱其清当场试验自己制造的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成功实现了南京与上海间的通话。方子卫其清在上海通过无线电 波向会议作了题为 《无线电的趋势与用途》的演讲，试验结果良好。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首台无线电话机的出现，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信技术的局面。这也成为朱其清早期历史上的 一个重要成就。20世纪处，中国的无线电事业刚刚起步，无线电收音机是当时出现的一门新技术和新产品，当时的电子管收音机成了人们十分喜欢的产品。为了发展这 门新兴技术，朱其清在1925年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多期相关文章，后来还在1933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无线电报及无线电话》一书。1929 年，为了发展我国自己的无线电工业，朱其清和留英学者陶胜伯、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等人合伙集资创办了三极锐电公司。该公司为我国最早期的无线电公司之一，与上海电机制造厂 大华无线电公司（曹仲渊开设）以及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制造厂（陶胜伯开设）共同为国内最早期从事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公司，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的设备。 企 业既为他开发研究无线电产品提供了条件，也为他积攒了事业上的第一桶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国民政府谋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经济、充实国力、 缩小差距的方法。1932年11月，欧美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知识界著名人士提出的一项具体建议得到了采纳，秘密的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其宗旨 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对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这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由翁文灏博士担任秘书长，钱昌照博士担任副秘书长， 聘请曾昭伦、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40多位杰出的留学归国学者和科学家为委员。朱其清作为无线电专家也被聘为专业委员之一。
1935年，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工业建设领导机构。同年12月，资源委员会建立电 气研究室，下设电话、电线、电瓷和电子管4个研制组。朱其清任研究室主任，领导电子管组于1936年利用国外材料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只电子管——三极收讯放大管 （30号），以及小功率 发射管(210号 )，它们被用在国内中程通信设备上。此后，随着资源委员会经历多次机构变革，朱其清实际上也就成为全国电气工业的总负责人。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当年所做的工作和所建设的产业，为20 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包括今天的四川长虹、玉门油矿等，同时也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业 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大家希望把自己的无线电通信技术贡献于抗日救国的大业。杭州有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叫做“中华业余无线电社 （CRC）”，社长赵振德通过朱其清的引见，向国民政府军委第六部长面呈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请愿书”和“志愿书”，表达要求组织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决心。朱其清考虑到 一方面军队缺少通信技术，通信联络困难，同时国外战争期间有无线电志愿者组织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先例，更何况这个也是自身的专业特长。朱其清为了让志愿服务团合 法存在开展无线电活动，通过同学徐恩曾的关系，终于在国民政府第六部立案登记并获批准，促进了“军事委员会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 简称“战时服务团”) 的成立。1937年10月10日，“战时服务团”在南京（朱其清的家，梅园新村40号）成立，朱其清为副团长，徐恩曾的团长只是挂名的，实际上业务由朱其清完全负责。“战 时服务团”下设通信宣传股、侦察股、制造研 究股、训练补充股四股。“战时服务团”挂靠在“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下面，作为群众团体向国民政府社会部立案，成为中国最早获准登记的业余无线电民间组织。后来，随着国共合 作带来的机构改革，挂靠关系改为隶属军委政治部，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各抗日民众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战时服务团”收集旧式收音机改装成了20部短波收发信机，7月委托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转交给八路军。1939年3月，在桂林迁往重庆的途中，总台利用手提 式小型收发机担任军政机关的电信联络，保持与总署的通信。1940年4月，汪伪政权登台，“战时服务团”对汪精卫的广播演说实施了无线电干扰，在湖南和四川地 区，还协助国民政府探测汪伪政权的秘密无线电台。1940年5月5日，朱其清在重庆红糟坊战时服务团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空中年会，参加的有重庆、成都、 昆明、桂林、宁夏等地的业余电台，并在这次年会上把每年的5月5日确定为”中国业余无线电节“。“战时服务团”免费为远征军成员发送信息，还为日本战俘向家中 送信，抗衡日本虚假宣传。除了动员和宣传抗日，“战时服务团”还在各地办电码培训班，为抗战培养无线电人才。“战时服务团”团员不怕伤残牺牲，不畏艰险困苦， 不为名利，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民族精神，为抗日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战时服务团”通过呼号为XU0A的总台 指导全国各地的业余无线电台参加和配合“战时服务团”从事抗日救国的通信，全国各地的一些业余无线电台即使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直接加入“战时服务团”，也是在 极其困苦和险恶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地和“战时服务团”的业余无线电台一样参加前后方的抗日通信工作。就这样，“战时服 务团”改变了中国人在战场上缺乏通信设备和技术人才的局面，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献出了力量。当时的一些国民政府要员也因此对业余无线电业务有了初步了解，不再因疑虑 而对业余无线电活动横加限制，为当时我国业余无线电业务的发展逐渐赢得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后来，朱其清认为应该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组织经验，把业余无线 电组织从“战时服务团”扩大到整个国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范围。1940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撤销了“战时服务团”。为使业余无线电活动能够继续 合法开展，朱其清将“战时服务团”改名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并作为社会群众团体在国民政府立案登记，并获得批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之 名正式启用，原来的正、副“团长”也变为正、副“会长”。其他业余无线电活动一切照旧，协会总部仍在重庆，办事处就设在朱其清的家里（重庆红糟坊）， 直至 1945年抗战胜利。1945年10月1日，“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会刊在重庆创刊，朱其清是发行人兼任主编。
1947年秋，朱其清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外围组织国际电信联盟（ITU）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大会，并参与其第八工作组的工作。他同时还代 表 CARL列席ITU大会。会后，他应国际民间组织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总干事之邀，访问了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设在美国的总部。经过他的努力，促成了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成功加入IARU。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以23票对0票正式通过，接受CARL作为成员，使中国业余无线电在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第一次获得了 自己的代表地位。抗战胜利后，朱其清重新回到他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40号的家。CARL 的办事处也由重庆迁到了南京，还是设在他的家里。他仍然在资源委员会任技术室专门委员兼电气研究室主任，同时一直担任着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全国总会副会长的职务。当时，周 恩来的南京办事处就设在梅园新村朱家的隔壁，所以朱其清跟共产党也有联系。为避开南京政府的耳目，他曾经亲自开车送一些需要离开南京的共产党员出城。解放前 夕，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当局希望他携全家去台湾。但是他对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很是不满，已经完全失望。虽经再三动员，他还是毅然拒绝。他作为资源委员会的 起义人员，一直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上海解放后，朱其清立即被邀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管会电讯处顾问，并参与了上海市电信局和市广播电台的接收工作。至解放 前夕，CARL会员达到5000多人，其中有收发电台的甲等会员不过200～300人左右。
1958年，中国科学院全国院所调整，长春机械电机研究所的电机部分搬到北京，改建为“科学院北京电工研究所”，他也来到北京工作。1960年年初，朱其 清突然被中科院开 除，送回原籍地上海接受监督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他在南京帮助过的共产党员中有人被指控为“叛徒”，所以帮助“叛徒”也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被以反革命的 罪名秘密逮捕入狱，最终因年老体衰，不堪折磨在1973年去世。文革结束后才知道，这是“四人帮”当时为迫害原四机部部长王铮同志而使他受株连的冤案。最终， 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彻底平反。1981年，中科院给出了“朱其清同志热爱祖国，一生从事无线电研究工作，对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的结论。